1985年3月9日,全国劳动模范、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永康在南京逝世,终年78岁。

陈永康早在40年代,他选育出著名的“老来青”晚粳良种。50年代初,他首先创造了单季晚稻亩产千斤以上的纪录。这以后,他与多学科的专家协作,建立起一整套综合性的水稻栽培技术体系,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水稻“三黄三黑”的育苗诊断理论。60年代,陈永康同志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农业技术指导工作。他长期在农村蹲点,亲自搞水稻高产样板,还跑遍了长江中下游的主要稻区,传授技术,示范操作,对提高大面积水稻的精耕细作水平和实现稳产高产起了重大作用。70年代以后,陈永康同志又致力于研究双季稻、三熟制和杂交水稻的高产规律和技术,并在亲自设计操作的试验田上,创造了麦、稻、稻三熟制亩产超过三千斤的纪录。他还积极参加太湖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的建设,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途径。

1981年8月23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该报记者颜世贵采写的专访《陈永康的本色》,文中写到:

几天后的一个上午,我终于见到了他。

他穿一身褪了色的补丁加补丁的衣服,黄球鞋,袜子也未穿。头发花白,但很健壮,是一位纯朴的饱经风霜的老农民形象。

听得出来,他不善于言辞,尤其说不了人们常说的那些套话;可是一讲起水稻高产经验,滔滔不绝,言之在理,不能不使你佩服!

“种田是一门科学,科学就是掌握规律。”老陈操着浓重的家乡松江口音说道,“我们讲水稻的生长,以及和水稻生长有关的土、肥、水、气、光、温等自然条件,都是客观存在,都有它们各自的规律。对于这些规律,人们都是不能违背的。如果违背了,就要受到惩罚。当然不是说,我们在规律面前就束手无策;我们可以认识规律,掌握规律,根据条件利用规律。”

讲着讲着,他联系起一段往事:

“记得1958年,我搞两亩水稻丰产田,有位领导同志要我提出亩产20,000斤的高产指标,订出每亩用1,000斤豆饼作基肥的技术措施。我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,亩产20,000斤是不可能的;每亩用1,000斤豆饼作基肥,一是不必要,二是吃不下,三是不切合实际,既浪费,又会成为肥害。我没有接受,还是按正常的情况搞,水稻长得较好。那时常有人跑到我的田头说:‘老陈,你这块田亩产笃定3,000斤。’我总是说:‘没有的,千把斤吧。’后来的收成也确实是千把斤。相反,当时也有少数人不大顾客观条件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结果造成稻子疯长,一亩200斤也没达到。”

陈永康说到这里,停了一下,显得有些严肃:“当然,这是过去的事了。但我们不能忘记。我常想,我们搞科学种田的,一定要老老实实,照科学办事,提供科学的经验,千万不能迎合什么,胡说一气,乱来一通,那就不叫科学了。”

听着陈永康的议论,我想起了他的同事介绍的一件事。

苏南三熟制一直论争纷纭。1980年9月的一天,一位省委书记来农科院,在去看试验田的田埂上,问陈永康三熟制到底种百分之几好?老陈答道:“不能讲比例。讲比例,弄得不好你们就一刀切了。农业生产差别大,要一个队一个队调查,有条件的、适合的动员种;条件不够的下掉一点;实在没有条件的就不种,把地养好,从实际出发。我们国家人口越来越多,不抓粮食不行。”书记点点头:“你这个意见是对的。”

“可是现在,有些地方的科学种田还不扎实,还有不少问题。”老陈打断了我的沉思,“去年我在下面跑,一位县委书记就对我讲,现在有些地方还在弄虚作假,产量不实,往上加,这怎么得了?”

这确实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。

也许在某些人的眼里,陈永康只是一位出色的劳动模范;但我觉得,他更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!